陈寅恪一家在抗战时期羁留香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却六次搬家，生活艰难可想而知。

　　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奉命南迁云南昆明。陈寅恪携家人登程，随校流亡南行，途经香港。几个月的路途颠簸，夫人唐篢心脏病突发，三女美延也高烧发热，全家再也不能前行了。陈寅恪只得通过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夫妇租一住所暂留在香港。许地山当时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陈寅恪的女儿们回忆当时见到许地山夫妇的情景：“许伯父身着长袍，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大眼镜，看起来虽然比父亲年轻，却已蓄了胡须。许伯母接近中年，高挑匀称的身材，没有多少客套话，乍见面时令人感到有点严肃，她主动提出把流求、小彭接到她家暂住，以便隔离，并减轻夫妇的劳累”。

　　许地山的夫人对香港地方很熟悉，她很快就代为租赁了一处距离她家不远的房子，接着又跑前跑后帮着置备了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当时，许地山的家在罗便臣道125号，而为陈寅恪一家租赁的房子是罗便臣道104号，在一条街上，相距不远。这是陈寅恪一家在香港的第一个家。

　　陈寅恪一家，在香港度过了逃难后的第一个春节。他们曾经商议，佣人王妈妈随他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能吃几块肉。可是，因为经济状况实在恶劣，他们的这个善良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年后，陈寅恪必须赶往学校上课，夫人因劳顿心脏病发，体力不能支持，他们全家随决定先由陈寅恪一人取道安南去云南蒙自。

　　也是在这年开春不久，他们一家第二次搬家到了九龙城附近的福佬村道11号三楼。为什么再次搬家，是因为当时许地山夫人帮助找的房子距离香港大学不远，房租较贵，又加上是在半山腰，生活不便，所以才决定找一个既便宜一些，也不用爬坡的地方。他们新找的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一室一厅的结构，又与另一个文化人、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沈乃正的家眷合租，两家分摊之后，房租自然也便宜了很多。可是，搬来不久，陈寅恪的小女儿、刚满周岁的美延染上了百日咳，因为没有得到及时彻底的治疗，又加上营养不足，严重影响了她的发育，以致后来到了入学年龄还不能去学校读书。

　　当时，美延生病的时候，陈寅恪已经在云南。因为怕他担心，夫人写信从未提及过孩子生病的事。可是，所谓父女连心，陈寅恪似乎隐隐感觉到了孩子的健康出了问题。后来，三姐妹在他们的书中曾经这样描述过他们的父亲：“父亲几次对我们姐妹说过：曾在集市上偶然见到一位苗族妇女，背着个孩子，胖胖的眼睛挺大，很像美延，就盯着看；那妇女误以为父亲对小孩有什么歹心，带着孩子赶快离去。”陈寅恪虽然乃一代大儒，但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父亲思念爱女的殷殷情怀。

　　1939年初，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带着孩子来到香港，租赁了临近跑马地附近的楼房底层，为了能照顾她们，邀请陈寅恪的妻女一块居住。她们就搬了过去，这也是陈寅恪一家在香港的第三处家。住房的后面因为就是一片坟地，常常有下葬祭奠的哭泣声传来，几个孩子常常害怕。又因为那个地方很潮湿，孩子们常常生病。后来不久，陈夫人也生病住进了医院。

　　到了6月份，陈夫人的病好了，但是，不适于再住在那个潮湿的地方，她们就又找了一个地方，九龙太子道，一幢楼房的顶层五楼。这是他们的第四个家。

　　但是不久，又因为陈夫人身体不好爬五楼很不方便，又第五次搬家到山林道24号三楼。

　　1939年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称号，特聘他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这是300年来第一次由一个中国人任此教授，任期10月1日起。6月下旬，陈寅恪结束了西南联大的课程由滇返港。对于去英国赴任，陈寅恪在1939年2月9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以经济方面计算，似亦以全家同去为合算，且可免羁旅万里，终日思家之苦。”

　　陈寅恪到达香港，在护照都已制作好的时候，因欧洲战事，地中海无法通航，陈寅恪及家人只好暂居香港。陈寅恪9月5日致牛津大学函：“我原来打算在八月底乘船赴欧洲，并且万事具备，由于局势紧张和不明朗，我不得不等待数天。如今欧战已经爆发，此时此刻，我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前往牛津……”

　　可是，无论如何，全家再次团圆了，孩子们很高兴。

　　但是，由于这一段时间孩子和陈夫人接连生病，花费很大，陈寅恪一家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他们决定再找一个更便宜一些的地段居住。

　　陈寅恪决定推迟一年赴英国就任，10月中旬启程，依旧取海道乘船先去安南海防，然后坐火车到达昆明，返回西南联大。

　　陈寅恪走后，还是许地山的夫人，请朋友与陈寅恪一家合租一套房子，既减轻房租负担，也可以互相照顾。他们再次搬家到九龙太子道369号的三楼后座。这是陈寅恪一家在香港的第六次搬家，一直居住到香港沦陷全家逃到内地。

　　想象当年，一个中年女人，带着三个女儿，在短短两年之内，为生计所迫六次搬家，其颠沛流离的生活滋味不言而喻。

来自：广州大众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