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参观新建办公楼工地

1989年时我在从化地委办公室工作，那时，地委、专人都知道下一步要搬迁到芳村附近新建办公楼办公。我和办公室另一名小青年同志节假日无事，在搬进新办公楼之前，曾三次去新建办公楼工地参观。

第一次大约是在1989年4月份，我俩骑着自行车，从南山路1号向下走，再拐到四马路向西，再到解放路，向南不远就看不到城市那种面貌了。经过东南台子村再向西拐，即现在的环山路一带，那时还没有环山路这一名称，是泥土路，凸凹不平，一片农田和菜园地。一路向西，路南凸显出上头厂，宛如两个海岛。再向西就是西南村，村西南是一片农田和菜地。只见半山坡下方有一片建筑工地，这正是我俩想参观的地方。工地南侧，即现在的礼堂，当时还没有开工，只见自东向西有一条羊肠小道弯弯曲曲地通向西南山上。自西向东有一条河沟，潺潺流水，沟南就是南山公园。当时正是果树开花、青草发芽的季节，我俩几乎同时喊道：真是个好地方。

到了工地，见被挖土机翻出在泥土堆上的棺材板到处都是。

臧汝奎同志对我讲：咱将来这不是在坟地上办公吗？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一旁一位四十左右岁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人听了这话，说：看来你俩是机关的人。你们说错了，这一带是一块风水宝地，北有小山背风，朝阳，南有花果山，看山有山，看水有水，这里埋的都是有钱人，还有外国人，他们最讲“风水”，将来你们能在这里办公真是个好地方。我从来不讲迷信，也不信“风水”，不过听了工地那师傅这一讲，也喜滋滋地返回南山路1号。

第二次去新建办公楼工地大约是在七月份，天气很热。并列的中间三层楼和两边各二层小附楼基本完工。工地上有一名穿着朴素夏衣的中年男子，与工地建筑负责人指手画脚讲着什么。见我俩来了问我俩在哪个单位工作。我讲我们在地委办公室工作，闲着无事是来游逛的。想不到他倒认真给我们介绍工程进度情况，最后还讲确保能在国庆十周年之际，地委、专署搬进新的办公楼。返回时，我笑着对臧汝奎说：咱两个小青年，还当了五分钟的领导，有向咱汇报工作的。第二天是星期一，我将昨天在工地见到那个不认识的同志的特征，以及他给我们介绍工程的情况，向办公室大秘书袁宗法随便说了（我们青年当时背后都叫行政十七八级的秘书是大秘书）。袁秘书说，那是财政局长张炳瑰呀，他干什么事都很认真。我听了有点不好意思。

第三次是国庆节前两三天，听办公室主任隋书勋讲：新办公楼的分配问题已定，地委办公室住西小附楼，只有档案室和机要科住中间主楼。地委各部委住主楼。专署办公室住东小附楼，专署各局、办住正在建的东北角大楼。

我和臧汝奎同志到了新建的地委、专署大院时，耳目一新。南大门中门宽宽的，两旁各有一个小耳门，不像我过去曾见过的旧“衙门”木门门脸。南大门是用铁棍焊成的花门，涂上了银灰色银粉。门高不到两米，一般人踏着门框的空间能顺利爬进院内。门两旁各有两间平房，东两间只有一个门，门朝西，西两间东面一间门朝东，西一间门朝北。我是从农村进入机关的，从未见过这样的机关大门脸。

从南门进去迎面见一花坛，中间栽着一棵四五米高的刺松。三幢办公楼前有一条沥青路，两边有装饰式电灯杆。园林工人还在路两边栽了月季和片松。大门门西、沥青路以南的大片土地，早就栽上几个品种的苹果，树上已结果。到了地委办公室那幢小附楼，办公室门都锁着。我俩通过小附楼的中间走廊西门，离开办公楼。出门迎面约四米左右的距离，有一堵墙，通过台阶又上了一平地，平地北边就是机关食堂。食堂门朝南，向南突出一节，上塑五星，五星两旁各塑有三趟横杠。见有三人推拉着地板车，上载着食堂灶具。当时我说了一句，真是人马未到粮草先行。

从食堂再向西，见一片平房，是地委常委会议室和书记、秘书长办公室及宿舍。一建筑工人对我讲，这一片虽然建得最晚，但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就建好了。我向南看去，即现在的礼堂西侧，正在建暖气锅炉房，最上眼的是高高的烟囱。那建筑工人说，再住三两个月就可第一期供暖了。

国庆刚过，我们就搬进了机关大院

1959年9月底，同志们都吵吵着要搬家，又遇上国庆十周年。为什么国庆节前没有搬，据说大院有些工作还没有做到位。因为是国庆十周年，当时各部门在节日前都在门前扎“松门”庆贺。地委虽然节后就要搬家，但还是在9月30日这天在当时办公的南山路1号扎起了“松门”。我记得当时住在四马路四中总务科的同志还来帮忙。何为“松门”，即在大门前用木柱扎成牌坊型门脸，把全部木柱用稻草捆绑得粗粗的，再捆绑上绿色新松树枝，不能露出稻草，上方中间有“国庆十周年”大字，周边是松枝作配搭。这种庆典形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流行。人们记忆年久往事，往往借助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来证实。我清楚的记得扎完松门第二天就是国庆十周年，国庆刚过，我们就搬进了“机关大院”，具体哪一天，现在记不清了。搬家是个出力活。那时没有搬家公司这个行业，机关也没有大货车，我们是用地排车（也有叫平板车的）搬运桌椅及办公用品，是用两根约一丈长的直木作“辕子”，上面固定约四尺宽的木板，没有车厢，物件就摆放在木板上，用绳子绑紧，是用人力拉的一种运输工具。当时烟台市内搞运输主要用地板车这种工具，有一种专业搞运输的人，叫拉平板车的，一听就知道他是个出苦力的人。

现在回忆，当时虽然搬进新的办公大楼办公，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放鞭炮，而是平平静静地搬进了机关大院。各个人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机关工作不间断地在正常运转。

搬家那天我又累又饿，心里老惦记着不知中午食堂吃什么？进食堂一看墙上黑板上写着：甲菜溜肉片1角5分，乙菜炒三样1角，丙菜大菜5分，主食馒头、窝窝头、大米。我一看，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个甲菜和一个馒头、一个窝窝头，吃了一个饱。其实在以后平时的日子里，我主要是吃丙菜，5分钱一碗的大菜，我感到就很好了。主食分粗、细粮，安排好粮色比例印在饭票上。食堂的咸菜十分丰富，案子上总是摆着十多种，一分钱一碟，咸鸡鸭蛋稍贵点，每个也不过5分。那时我的月工资是31元。

搬进机关大院后，我曾想到哪里去理发？没过几天，见南大门门西平房门朝北那一间成了临时理发屋，不用远远地去市里理发。我第一次去理发时，这理发屋还没通上自来水，理发员只好到办公楼提凉水，提着暖壶到茶水炉接热水。虽然给理发员带来诸多不便，但他们理起发来十分认真，我们也感到很方便。就是这间门朝北的小屋，早晨还卖油条、油炸糕一类小吃。因为食堂早晨还没开饭，有的机关干部早晨要出发到汽车站买票乘车。那时，县级以下干部因公出发都乘公共汽车。初搬机关大院后不久，我见南大门门西门朝东那间平房门前摆着几辆自行车。我进去一看，在这间屋多了一个修自行车的人。他和气地问我你修自行车吗？其实我没有自行车，只是来看看这里怎么多了一个“单位”。那时，机关人员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或步行，小小的修车铺，给机关工作人员上下班带来极大的方便，上班时送来修，下班时就修好了。现在这两间屋早就被拆除，屋旁边的毛白杨已长成五六层楼高。大门东那两间屋也已被拆除，建成了现代式的传达室。

我参加工作四十多年，一直在机关，又退休近二十年，从没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在想：机关事务管理局（过去叫处），它在机关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过去，只知吃饭没有饭票到行管处去买，礼堂演电影到行管处去买票，晚上没关窗玻璃被风刮碎了打电话叫他们来修……都是一些不起眼的事务性工作。我深刻地想到，生产救灾期间，不仅缺粮少吃，各种物资也特别奇缺。那时经我们打字员打印的文件，80%是有关生产救灾的。这在当时是重中之重，连如何让群众春节吃上饺子也形成了文件。打印文件的纸张、油墨、蜡纸从哪里来，作为打字员来讲，只知道到行管处去领。我去领纸时，总是因纸质太差、发黑、不光滑、有杂质而怨行管处的工作人员，事后我才知道，能买到这样的纸也不容易。行管处的同志跑百货大楼无货，就骑着自行车到小店去搜集，再用自行车带回机关。那时由于每人都吃不饱，体质差，路经南通路上坡，骑着自行车带货谁都感到吃力，没有经过那一时期的人是难以置信的。而行管处后勤人员为了保证地委机关用纸，想尽一切办法保证机关工作正常运转。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和默默无闻的工作，我们打字工作才没有停摆。现在我想说谢谢他们，可这谢谢说得太晚了。

总机班是最早搬进的单位之一

地委办公室在西小附楼办公不到半年，也就是1960年上半年，搬进中间三层主楼。那时，主楼一楼除地委办公室外，自东向西是地委组织部、机关党委、统战部、图书室、妇联、生产救灾指挥部办公室，二楼自东向西是宣传部、记者站、纪委、工会、团地委，三楼是农村工作部及专署农业口有关单位。西小附楼是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烟台分院和专署公安处。东北角专署办公大楼不久也建成，各局、办也相继搬进办公。

到1960年底，机关大院又增加了许多配套工程，如礼堂、家属宿舍、机关小学、幼儿园，还有公共商业网点商店、菜店、理发店、成衣铺等。

初搬机关大院，地委、专署电话总机是最早搬进的单位之一。有人说这是一个有急事求着它、不求就被遗忘的单位。那时打电话不像现在只要一拨号电话就通了，需要经过电话总机转接这道工序，常常因占线不能及时通话。你发急也不行，很少有人知道电话员工作的辛勤和不被理解。地委办公室从秘书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很重视这个单位，它虽然不在办公大楼上，且不挂牌，是住在两幢宿舍筒子楼东边那幢，在二楼尽东边南北各一间，南间为机房值班室，北间为值夜班休息室，共三人，均是女性，中年班长姓李，工作很认真，听说是邮电局（当时邮电不分家）挑选最优秀的电话班长来地委、专署总机的。她带领着小邹、小曲两名年轻的女电话员，日日夜夜坚守在总机前，转送上下信息。那时，没有电传文字这种通讯工具，地委、专署机关常用电话下通知给十七县（市），如果一个县一个县的通知，半天也通知不完。电话员就把各县线路串联在一起，但要一个县一个县呼叫是否到齐，是否作好记录的准备，这就忙了电话员，轻松了负责下通知的工作人员。

有一次我到办公室秘书屋，正遇到总机李班长领着一位年轻话务员征求对她们工作的意见，几位秘书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她还提出欢迎到她们机房参观，对工作进行指导，我也跟了去。一进总机房，虽有值班的，但门是锁着的。李班长用钥匙在开门的同时说，这是我们的规定，进出必须锁门。进门一看，一年轻的话务员身朝总机，双耳挂着耳机，嘴前有呼唤器，不停地说着“啊，啊”，眼珠老转动着看总机上的“键”变动情况，手在不停地调整着接线插头。我们进去三四人，好似值班员还没发现我们进了机房。李班长向我们介绍说，话务员值班时，思想要非常集中，眼、耳、手要灵敏、协调，一点不能马虎。有时打电话人因占线不能通话，过后不占线了，你还要告诉打电话的人，问是否还要打。“总机”那种通讯设备早就淘汰了，但在当时它对机关工作的正常运转，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事隔现在虽五十多年了，特别是李班长和她领导下的两个话务员，工作辛勤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难以忘怀。

初搬机关大院住了一段时间，可能是1960年上半年，地委领导根据党的传统作风，指示地委办公室派一名工作人员，到毗邻的西南村大队党支部了解一下对地委、专署进驻机关大院后，机关干部有没有不守党纪国法的情况，也作为地委了解情况的联络点之一。当时地委办公室指派秘书李仕恩同志负责此项工作，参加过几次党支部会，总的情况村党支部认为地委、专署工作人员作风正派，很守规矩，没有发现违纪情况。礼堂建成后，村党支部反映，村里有不少青年看到礼堂很壮观，不知里面是啥样，想进去看看又进不去。地委领导得知后，指示办公室为西南村全体村民免费在礼堂放了一次电影，满足了村民的要求，进一步改善了地委、专署同周边群众的关系。